史官，自然不是史学，而是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记录政治事件的官学，所谓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曾子的这一段话的下面，即是可以托六尺之孤一段。他的弟子如堂堂乎的子张也已宣言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了，然而他也不能不替贵族人家做相丧助葬的事。
凤鸟之至，河之出图，麒麟之来，大概都是那个五百年应运圣人的预言的一部分。亡国之后，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往往沦为奴虏，或散在民间。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如果这些话可以指颜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些话是说孔子。大败之后，他还要替自己辩护，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
这里所谓仁，无疑的，就是做人之道。孟子在他离开齐国最不得意的时候，对他的弟子充虞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上帝既命，侯（维）于周服。
但他这话也许是受了当时鲁国的殷民族中一种期待圣人出世的预言的暗示。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祀会盟之大事，而亳社独占一位置，则亳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又一处说： 《易》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
孔子时时提出一个仁字的理想境界。但殷之旧人可以不必如此严厉办理： 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能从千里的邦畿而开国于四海。我看此诗乃是一种预言：先述那正域彼四方的武汤，次预言一个肇域彼四海的武丁孙子——武王。《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不迁，《巽》称而隐。（比较孔子在别处对樊迟说的先事后得）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
史是宗教的官，也需要知礼的人。民间已隐隐的，纷纷的传说：五百年必有圣者兴，今其将在孔丘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报怨以德，强梁者不得其死，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这都是最极端的犯而不校的人生观。
今考《宋世家》，微子启传其弟微仲，微仲传子稽，稽传丁公申，丁公申传湣公共，共传弟炀公熙，湣公子鲋弑炀公而自立，是为厉公。到《礼记·三年问》的作者，他竟说三年丧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
我们今日看北方的出殡，其中有披麻带孝的孝子，有和尚，有道士，有喇嘛，有军乐队，有纸扎的汽车马车，和《檀弓》记的同时有四种葬法，是一样的文化混合。他是不满意于眼前社会政治的现状的，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 这可证周王朝也不行三年丧制。他还不觉悟，还想立武功，定霸业。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这个新运动的新精神，不是那个一命而偻。公孙龙到处劝各国偃兵，这也是墨教的遗风。宋牼（宋钘）、尹文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易字旧说纷纷，朱子根据《孟子》易其田畴一句，训易为治，谓节文习熟）。
同时又在殷虚建立了卫国，在洛建立了新洛邑。所以他也不能不高自期许，把那五百年的担子自己挑起来。
此外还有许多种说法： 樊迟问仁， 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然而他们自己倒还有一种倨傲的遗风，立命，缓贫，而高浩居，虽然贫穷，还不肯抛弃他们的寄食——甚至于乞食——的生活。
《中庸》说： 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但我因为滕鲁先君不行三年丧制，就不信天下之通丧之说，就以为是儒家的创制，而不是古礼，那就错了。
殷商民族的政治的复兴，终于无望了。且《春秋》记亳社（《公羊》作蒲社）灾在哀公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姑据《通鉴外纪》），…·，·亳社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蒙卦的初爻说：发蒙，利用刑人，用说（脱）桎梏以往，吝。他的眼光注射在那整个的人群，所以他说：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
其实一切儒，无论君子儒与小人儒，品格尽管有高低，生活的路子是一样的。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行到统治阶级里了，他们的来学弟子，已有周鲁公族的子弟了（如盘剥、何忌，南宫适）。
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臧孙纥去国出奔时，孔子只有两岁。
） 孔子的时候，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在西周民族的眼里，他们是社会上多材艺的人，是贵族阶级的有用的清客顾问，是多数民众的安慰者。这样一个人，正因为他的出身特别微贱，所以人们特别惊异他的天才与学力之高，特别追想到他的先世遗泽的长久而伟大。到了孟子，他竟说三年丧是‘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的了。
当泓之战之前，大司马固谏（大司马是公子目夷，即子鱼。《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
即有尚怀疑《老子》之书者，他们若平心想想，也决不能否认当时实有犯而不校的柔道，又实有以德报怨的更透进一层的柔道。《士丧礼》与《既夕礼》（即《士丧礼》的下篇）使我们知道当时的丧礼须用祝，其职务最繁重。
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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